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在儒家学说的语境下理解利己主义。在儒家学说，利与义相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思想认为如果做这件事没有出于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也不叫做义，而叫做利，通常是被蔑视的。那么在儒家学说的语境下，利己主义的意思和现在相近，表示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中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进一步表述了对“利己主义”的否定。所以从本质上，儒家学说是反对利己主义的。
然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中给了我们一个另外的视角：由中国的乡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出发，人与人的关系好像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样分出了亲疏远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自我”成为道德情感与行为的出发点。中国人的伦理世界本就是一个以“己”为圆心、以差序为结构的体系，而找不到类似西方基督教的不分差序的兼爱。这使得儒家学说在社会实践层面，不得不接受以“己”为中心、承认亲疏差别的道德现实。
儒家在价值理想上反对“利己”，但在现实结构上却又必须从“己”出发。这种矛盾似乎揭示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中国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将这些看似对立的命题统一为一个合命题。（《中国哲学简史》）于是儒家思想最终承认差序格局的存在，而又试图通过“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等思想实现”仁义”二字。因此，我们要讨论儒家是否”利己“，需要深刻探究儒家“仁”“礼”“忠恕”等核心思想，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下超越“利”而达到“义”。
与西方那种以否定自我为德性的“利他主义”不同；儒家学说主张“推己及人”，通过道德修养与礼法制度，使自利转化为仁义。而达成仁义的起点，便是修身。《礼记》中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就是修养自身的品性，是天下明德的起点。《论语》中还记载“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也指出了个体道德修养的关键是对自我欲望的节制，通过”礼“的约束，儒家学说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找到了人际关系的规范，使亲疏虽有别而皆合于仁义。
而“忠恕”之道便是“推己及人”的体现。忠者，尽己之诚；恕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忠恕”之道便是要求人以自己的内心作为出发点，推及他人，体察他人之情，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共感。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问其意，孔子答曰：“忠恕而已矣。”可见，忠恕不仅是一种道德原则，更是一种将个人修养转化为社会伦理的实践方式。
差序格局中写到“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而正是在这一结构中，“忠恕之道”使中心的“己”通过这种联系向外推，传播仁爱。通过“忠”，个体保持真诚与正直，使仁爱不失其核心；通过“恕”，个体得以以己度人，使爱与义的波纹不断向外传播。由此，儒家的“仁”不再局限于“己”，而成为可以在差序格局中传播的道德规范。忠恕之道让每一个“己”都可能成为新的道德中心，使“仁”的传播具有连锁性与普遍性，从而在不破坏差序结构的前提下，超越其局限，实现由“亲亲”到“仁民”“爱物”的道德转化。孔子以“忠恕”为贯道之要，正体现了儒家在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深刻理解后对实现“仁义”理想的解决方案。在一个承认差别、承认“己”为出发点的社会中，儒家并不幻想普遍平等的“兼爱”，而是通过“忠恕”的方法，使每个“己”都能成为仁的中心。这样，儒家在差序格局中建立起了“以仁为中、以礼为度”的道义秩序，使社会不再是纯粹的利益网络，而是由道德自觉维系的共同体。
儒家学说由此通过“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等思想，在传统社会的差序结构以自我为起点，克己复礼，随后通过忠恕之道传播仁爱，让整个社会到达仁义的理想状态。不消灭“己”，而是让“己”成为传播仁义之道的根。由此，儒家在“差序格局”的现实中实现了对“利己主义”和“仁义”的命题统一。